誰是領袖？

誰是領袖人選成為當今熱門話題。大學遴選新校長；香港人談論誰最適合當特區行政首長；德法選出新領導；英首相看來坐位不穩；中國後鄧的領袖班子正在角力。在這時候探討「領袖文化」最恰切不過。不同社會的人對領袖有不同的冀望，本文嘗試從幾個文化傳統看理想的領袖人選。

美國人的領袖—勝者

美國人歌頌優勝劣敗，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美國人最重視美式足球，每年最高的電視收視節目要算是超級碗（Super Bowl）足球決賽。在美國足球歷史之中，只有水牛城的Bills是連續四年打進決賽的球隊，我個人特別喜愛這支球隊，因為他們常常在慘敗之中反敗為勝，不屈不撓。可是，這支球隊欠球運，四次失意於冠軍賽，被美國人譏笑為choker（「梗頸」的意思）。美國人酷愛成功，但成功只能給與一個人短暫的光輝。例如電影導影Michael Cimino拍完《獵鹿者》，頓成荷里活寵兒，下一部電影《天堂之門》票房慘敗，Cimino也立即成為票房毒藥。有美國諺語云：「一個人與他最後的作品同價。」美國的領袖文化是短暫的英雄。商業強人要看華爾街的每季成績，不容易再得第二次機會。而且，美國人對弱者是沒有給與同情分的。最近出版了一本轟動美國社會的書“Bell Curve”，書中一份報告指出，在美國眾多人種之中，黑人的思維及語言能力最低，可能與遺傳有關，充分顯示美國文化那種責怪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的心態：窮人之所以窮是因為懶而不是社會制度不公平；少女被強姦是因為衣著太暴露而不是別人太粗暴；礦工及開拓鐵路工人長期赤貧是因為酗酒而不是被剝削。於是，社會只有兩類人：成功人士與失敗者；世上只有領導者及跟隨者。難怪米高‧佐敦（Michael Jordan）要返回籃球場，放棄他的棒球玩意。一個人不能嬴的東西，最好不要留戀。

中國人的領袖—天才

美國人以勝利為領袖，中國人則相信天才。早一陣子，有一位國內的電視編輯，建議與我合作拍攝一系列有關國內天才兒童的電視節目，希望會集全國的天才兒童在北京或深圳，讓他們表演一下神童才智：音樂的、數算的、美術的……我問他為甚麼不拍攝他們的成長環境，我對每一個天才兒童的塑造過程有很大興趣，希望捕捉「過程」而不單是「結果」。也許中國人生逢亂世，冀望更才來拯救他們。魯迅曾在北京大學演講，就談及天才不是石頭爆出來的，天才需要土壤，甚至是失敗的機會。我們需要創造一個適合栽培領袖的環境，而不是天天禱求天才的出現。中國人追求神童心切，可見於逆大自然定律而自創奇蹟的例子，例如山頂種稻、湖中插秧；高敏跳水專選高難度動作（不惜多次折斷肋骨），馬家軍長跑女子隊勇破世界紀錄（而多人患腸胃病）。百年苦難，世世代代期望天降好皇帝，加強了中國人渴望神童救主式的領袖。

捷克人的領袖--凡人

捷克人卻反璞歸真，尋求普通人的人性尊嚴。現任捷克總統哈維爾剛上任期間，仍愛過凡人的生活；他選擇不住皇宮，而選擇住自己原有的斗室。另一方面，哈維爾覺得御林軍的服裝太老套，便替他們找來舞台服裝設計師，給他們穿上深藍色有披肩的襯衣，雄赳赳的。他這樣做要表明自己的理論：每一個公民都是有尊嚴的，國家的前途不是單寄望於一兩位領導，而是寄望於每一個人的自覺性。哈維爾與他的七十個好友，在東歐共產政權的日子，當人性被踐踏，眾人都是活在虛謊之中，簽了《七七憲章》，鼓勵國人過誠實無偽的生活，要挑起每一個人（包括欺壓者）內心的生命尊嚴。哈維爾稱之為弱者的力量（power of the powerless），而這股內心的力量是巨大的，可以改朝換代。哈維爾常稱自己不是想做領袖，卻向他的思想學習。

每個人都是領袖

平凡人有不平凡之處的論點，可以說是領袖平民化。舊約古卷記載耶利米先知有一個相似的經驗。一天他往窰匠搓泥造器皿的過程：泥土在轉盤之上，若搓得不好，窰匠不會丟棄這塊泥土，卻會再搓成為另一個器皿，這器皿未必是窰匠本來心所想的，卻仍是一個有用的器皿。而器皿雖有貴賤，卻都是有用的，每一樣器皿都有它特定的功用。如此，我們該看每一個人都有天賦的才能和功用，連最後沒有用的東西，也能成為它的用處。（莊子〈逍遙遊〉曾以喻來說明：一棵榭因為扭紋過多，沒多大用處，無人砍伐，卻成為後人乘涼之所。）他的所長就是他成為領袖的素質。而且，器皿都是用來服侍人的，有盛水的、有泡茶的、布插花的、有上飯菜的。同樣，領袖亦以服侍人為己任，各人的角色有別，目的只有一個：服侍人羣，建立社會。

不同時代需要不同的領袖。曾任英國首相的邱吉爾，在二次大戰之中顯赫一時，戰後卻在選舉中落敗工黨；下任捲土重來，已失去昔日的表現。邱吉爾可以是戰爭時的領袖，卻非和平時的掌舵。那麼，二十一世紀將會是一個怎樣的年代？我們需要些甚麼類型的領袖？也許不是成敗的選擇，也不是祈求天才的祝禱，我們所願的，是每個人都有其領導的範圍，一起面對二十一世紀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