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判斷

1930年代的德國，有優厚的文化傳統，在哲學和其他人文科學上有非凡的成就。德國的科技水平向來是世界頂尖的，今天人們仍熱衷買平治汽車與德國照相機。德國人有高超的思維智慧與能力。與此同時，當年納粹德國卻有計劃地殺害六百多萬猶太人，好像要說明「智慧愈高，毀滅力愈大」的道理！當時的學校和教會很少提出反對，到底是甚麼原因？是當時的社會缺乏了甚麼嗎？

今天我們大談資訊時代怎樣提供溝通的機會，怎樣建立國際聯繫。回想第一世紀的羅馬帝國，是當時資訊最發達的國家，有快馬驛站，有最快的跑腿，消息傳遞快捷。但羅馬政府同時建築鬥獸場，推行奴隸制度，都是非人性的。社會資訊發達似乎不能阻止人性惡化！

再看全世界第一枚原子彈的爆發。當時的科學家發明了原子彈，但未能完全駕馭自己的發明，結果造成人類歷史上極大的悲劇。這羣科學家在原爆次日，寫下文件The Day After Trinity(密碼名稱是Trinity──三位一體的意思)，指出原爆翌日，他們才驚覺自己生產出來的東西毁滅能力如此浩大。甚至有科學家承認原爆以前，根本不知道爆炸會否殃及全球，造成世界末日！人在思維上所產生的東西，若沒有另一種價值觀駕馭或平衡，就會產生上述的悲劇。

道德價值判斷與思維，我們簡稱為「倫理判斷」，而塑造倫理判斷的教育簡稱為「道德教育」。本章特別提出倫理判斷的範疇，怎樣把教育倫理的方向轉移為基礎範模(paradigm shift)，俩理判斷在今日的應用，道德教育的方法和廿一世紀的倫理觀等。如果許多廿一世紀領袖素質是指頭腦的發展，那麼倫理判斷就是心性發展的素質，可算是做人的原則。

倫理判斷的戰場

上文提及德國、羅馬和美國三個例子，已經說明人或國家有智慧與能力，不等於就有良好的品格或崇高的道德。教育水平高，也不一定有相應的道德操守。大學生被揭發把女生換衣服的照片或錄像在網上發方，已是屢見不鮮。

第二，我們怎樣描迅現實世界，其實就是在教授有關倫理的判斷。Parker Palmer在To Know as We Are Known一書中指出，如果教師上物理課時，強調物質由個別原子構成，而沒有說明原子間組成的關係，學生就會認為個體很重要，而人與人之間互不相干。愈是強調物理世界中的個體，人就愈益疏離。如果生物科老師教授基本的生物定律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學生就學懂互相排斥，互相競爭，為求自保而不惜傷害別人。故此，德育的範圍不只是特定的德育課，也不只是訓育主任的工作，而是全體老師和父母的責任。我們怎樣教育下一代認識外面的現實世界，就決定下一代的倫理觀。倫理教育不是思維教育以外的附屬品，而是貫串世界觀的基礎道理。

倫理價值觀的傳移

中國的倫理傳統以孔子提出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宗。這種「由自己做起」的倫理觀，有其道理，也有其局限。這倫理觀由個人出發，而非強調「關係」與「羣體」。而且，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人不可越界，要根據血源(父子)、社會地位(君臣)把人局限於某個社會界域。這些觀念雖然在春秋戰國時期起了穩定社會的作用，減少不孝、亂倫、弒君、殺父的狂暴行為，但太重人的倫理位分和社會責任，倫理標準太單一，不能有所跨越，不能兼及社會環境而靈活變通。

現代的陶行知談倫理，重視「知行合一」，表裏一致；其原意雖好，但實行的結果在乎我們的知識。例如像上面提及的，如果我們認識的現實世界是機械世界，個體互不相干，物競天擇，就容易產生人際關係割離甚至互相殘殺的局面。這可當然不是陶行知的原意，但反映出其學說的局限。

在西方的心性理論中，有佛洛依德的「原始性慾行為」論。如果人真如他說的，意志與行為取決於慾念與性衝動，人就與動物一樣，缺乏理性的分析與道德判斷。人類果真如此嗎？

中世紀神學家亞圭那(Thomas Aquinas)提出「人的城與神的城」爭戰說。他認為人心有兩個律，善惡兼備，「人的城」和「神的城」之爭即是良心的善惡交戰；這是比較接近現實經驗的人性說，兼備了孔、孟「性本善」和荀子「性本惡」的主張。西方名著《鬼醫》(Dr. Jekyll & Mr. Hyde)的故事也道出人同時有善、惡兩重傾向。個人與世界的歷史，都是善惡之爭。一面在建立「人的自私」城，另一面建立「上帝的國度」城。第一座城是亞當的兒子該隱殺了亞伯後所建築的，是人離開上帝之後自覺危險，為了保護自己而建的屏障與避難所，有很大局限，也很脆弱。第二座城是以創造天地的上帝為中心，承認人的有限，着重上帝與人的關係。

近代的人類歷史，因為科技發達和知識爆炸，這些傳統的範模(paradigms)已不敷應用。例如在以科技為主的世界，無論是媒介科技、政治科技、社會管理科技、物理與化學科技，都有其自身的邏輯與定律，講求效率、自動化、效能，並追求完美、減少人為的錯誤與判斷等。最終把人推出科技系統以外，或讓人幹出非人性的事情來。科技至上的弊病，可能就是人不能駕馭自己發明出來的技術。

除了科技先決，也有「慾望」先決的觀念。就Parker Palmer觀察所得，人的求知慾驅使人對世界現象尋根究柢，任何能做的事情都想做，想做的事情就以為應該去做，最後或會走向自滅的途徑，原子彈的發明就是很好的例子。

事情應否去做，是否由求知慾決定？是否由知識決定？據筆者觀察，尋求知識有不可逆轉的規律，正如科技一樣，可稱為「知識決定論」。人可能會排除阻止知識發展的障礙，並且窮一切辦法，把尋求知識的一切行為合理化，後果非常危險。

另一方面，人以「控制慾」去判斷事情應否去做，結果也是同樣危險。例如人想控制生育過程，強調優生；或控制遺傳因子，改變基因結構，產生有害大自然生態的生物，這些行為都叫人擔憂。事實上，近世許多病毒的出現，都是源於此。因此，求知慾與控制慾，要有高一層的倫理來駕馭，那就是倫理智慧。

建立羣體契約的倫理基礎

Parker Palmer提出未來教育應該建立於以羣體利益基礎的倫理觀上。人不是單為自己，也為羣體利益著想。生物的關係是平衡而非物競天擇和適者生存。如果以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與大地的關係作為教育的基礎，人就會減少以個人利益出發，倫理也不會那麼容易崩潰了。

不過，這羣體要清楚界定，否則出現極端的情況,,羣體的「大我」吞噬「小我」：過分重視集體，會令而個體失去生存空間。馬克思提出的階級論，以階級決定人的價值和倫理判斷，同樣是危險。

因此，筆者建議以「契約」作為倫理基礎。「契約」是雙方的、自願的：重視關係，人彼此貢獻所長。人可以與自己有契約，可以與別人有契約，可以與大地有契約，也可以與上天有契約。古代以色列人與上帝立的契約有一定的格式。Meredith Kline參照赫人(Hittites)立約的習慣，推測古以色列人的契約有下列五個部分：

1. 立約人的關係
2. 回顧歷史
3. 立約條文與撰擇
4. 祝福與咒詛
5. 立記號為證

在舊約《聖經》裏，上帝與挪亞、亞伯拉罕、摩西和大衛立約，都是沿用這方式。建立在契約上的倫理關係肯定對方的重要與彼此的關係。承認歷史上的恩怨，雙方明白立約的條文與責任、後果，而且立約時定有媒介作記號。這是以契約為基礎的倫理，要人尊重承諾：重視立約各方的關係，履行契約責任，並有立約記號提醒對將來存有盼望，是有效而較完整的倫理觀念。

倫理判斷的應用

把契約倫理應用於今日與廿一世紀未來的問題上，還要不斷探索，雖然不一定是最理想的答案，但可以幫助我們反省一些傳統思想，又或初步創出另一種價值取向。

人與大地的倫理關係

富勒爾(Backminster Fuller)以飛船比喻地球，認為人類要同舟共濟。樸斯曼(Neil Postman)進而強調，教育其中的目標，是讓學生明白地球是一艘飛船。

古人崇拜自然，以為一草一木都是神明，隨處跪拜。現代化過程打破了這些神話，人企圖征服自然，結果破壞了大自然生態，大部份熱帶雨林因此而消失，沙漠面積擴大，空氣與水受污染，還有臭氧層穿洞、溫室效應、空氣中二氧化碳成分增加而造酸雨等問題。人的生命也受到威脅，生殖能力下降，嬰兒生怪病，癌病患者增加。這都因為人與大自然沒有建立共生共榮的契約關係。人類以為自己能超越大自然，以為人是主體而大自然是客體：不自覺自己的生存其實繫於大自然的生態水平。

要改善人與大地的關係,有人提出「有情天地」的說法，甚至有人重提神農氏、女媧氏的古代傳說。這些對改善環境或許在態度上會有幫助，但在實踐上卻不夠具體。比較具體的是所謂「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近年，全世界紛紛注重環保。香港特區行政首長在1999年的施政報告中，也以環保為前提。

「可持續發展」是指任何現代化的發展，如公路、交通、醫療、伐木等，都要考慮大自然生態、人類生活等長遠影響，避免全球生態破壞，資源耗盡。但「可持續發展」的理論，是假設發展的好處，發展是必然的，以及發展的目標正確。伊里希(Ivan Illich)及Lewis Mumford卻質疑發展是否必要，發展科技是否對人類有無害。他們質疑整個現代化進程的目標、範圍與現代人生命的素質。醫學及科學界同時發現，在一些科技不太昌明的社會，人的壽命、嬰兒生存率、兩性權利和生活素質反而比發展國家好。

另一個重要的概念是由E. F. Schumacher提出的「適切的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意思是發展要配合當地資源、傳統技術、生態環境；不好高騖遠，不盲目追求高科技，尤其是不要向世界上少數國家(多是西方)買昂貴的技術，免致自己國家長期受制於別國。Schumacher提倡「細小就是美麗」(small is beautiful)，認為龐然巨物不一定好，如大城巿、大機構，反而很難管理與運作。

突破已故創辦人蘇恩佩提出過「簡樸生活」。簡樸的意思是知足，甚至自甘貧窮，無求無慾。「簡樸」不一定是「簡陋」，而是不浪費，適可而止，不過度消費Richard Foster在美國也不約而同地提出相似的概念：“simplicity of life”。

人際的倫理關係

用契約倫理模式來看人際關係，人既是個體，也與羣體息息相關。每個人都有獨特之處，可以為羣體貢獻。建立在契約倫理之上的羣體生活，並不要求每個人說同一種語這，有同一種個性，相反地，每個成員的特點都得到尊重與包容。

布伯(Martin Buber)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形容為「我與你」(I-Thou)。每個人都是主體；或者用現代傳理學的說法，你與我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ity)。人與人之間不應存在主──客體(subject – object)的關係，不應視他人為被動的客體。

人既互為主體，每個人在社會中和地球上都是平等的。個人如是，羣體也如是，不能因為人數多寡而排斥其他民族。聯合國「人權宣言」提及人人平等，所有人不論種族、性別、膚色、國籍、年齡、宗教、地域，都是平等的，羣體與羣體之間也該益平等。即是說，這一代要尊重上一代，不能把歷代所積存的財富用光；這一代也要尊重下一代，要保留地球的資源給後人，為下一代儲備財富。

除了人與大地之外，人與人之間的契約也是很重要的。當然，人與自己也可以訂立契約。

人與自己的倫理關係

一個嬰兒在初生之時有了與生俱來的本性，成長之時也有後天與社會的栽培。人在小時候，尤其是小學階段，開始培養良知，學會分辨是非，判斷善惡。

現代人在忙碌的生活中，缺乏自我反省的時間，很少跟自己的心靈說話，很少寫札記或日記，洗滌自己的靈魂；也沒有空閒的心靈，容下別人。人的自我形象不佳，就很難與別人建立良好的關係，所以人與自己的契約關係，是一切人際關係的基礎。踏入廿一世紀，「我是誰？」這個簡單的問題因遺傳工程發展而變得複雜起來。「誰是母親？」──是貢獻卵子的那位？是以子宮懷胎生出來的那位？是乳養長大的那位？是教育孩子的那位？還是法律上申明的那位？因為遺傳工程的發展，人可以製造「複製人」，人與自己的關係、與別人的關係可能要重新界定。這不是靠藥物、移植手術或靠別人換來的腦袋，而是以自己的思維與心靈本性。

人與神的倫理關係

人要與比自己偉大的主體接觸，建立關係，就要從外而來的啟示。如果世上沒有神明，人就好像一葉小舟，在狂風大浪中求救無援，也像培根(Francis Bacon)所描繪的人，在王位之中吶喊無聲。

但如果人抱著開放的態度，認為人不但是主觀的存在，而承認有神明，那麼人神關係就可以成為道德倫理的指標，人與神的契約也可以成為指導人的燈塔。

但誰是神呢？要是沒有啟示，就只有自繪神明，自造偶像。若神藉著大自然，人的良知以及耳聞目睹的事物，讓人對神有基本認識，那麼神還是可以捉摸的。人是萬物之靈，可以捉摸到那超乎大自然的神明。當然神可以直接向人啟示，如《聖經》、神跡、耶穌基督、使徒的生命見證等。人與上帝立約就是承認人始自上帝，願意稱上帝為神，對上帝敬畏，並承認自己有限。

倫理教育的過程

以上所述，是倫理範模的轉移，也看到倫理的重要，進而探討倫理的應用，建議以契約為基礎的倫理觀。但教育或培養倫理智慧，也得有方法。倫理教育不是規範教育，而是培養個性。人不是以規條來限制，而是由生命的規律來建立的。知道對錯是非是不夠的，還要以行動來體現。

倫理教育最有效的方法是身教，也是陶行之所說的知行合一、表裏一致。有人採用「處境辨別」來讓孩子選擇，從而認識選凙的後果。講故事也是很好的倫理道德教育方式，可以一試。

相信人若有商當的倫理教育，會培養出批判思考、是非之心，不會明知故犯；不會利用才智去犯罪；有才華但不會單求自己的益處。

最後，如Parker Palmer所說，至終的倫理境界是愛，《聖經》中的使徒保羅也說：「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袐，各樣的知識，而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甚麼……」(〈哥林多前書〉十三章)

愛是每一個人都有的潛在力量，是人的特質。希望世上每一個人都能燃點愛火，重建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