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潮流下看亞洲價值

張炳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系系主任
明報1999-12-29

最近世界貿易組織在西雅圖舉行會議，受到工會分子、環保團體及非政府組織人士的示威衝擊，被一些主流輿論形容為“全球化上的風波”(《經濟學人》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廿十七日社評)。全球化一般被視作等同打破國際間的貿易障礙，但諷剌的是，主張自由貿易最力的美國，卻最勇於對其他國家施加進口限制，並欲透過世貿等國際組織，推行其所屬意的價值標準。

全球化真的勢不可擋？

因此，全球化既包含打破地域、種族和文化疆界的所謂國際一體化的自由化(liberalization)傾向，也同時標誌著不同的國家族群，邁向或受制於單一化國際標準或全球性秩序的趨同化(convergence)傾向。姑勿論全球化對人類社會或國族(nation-state)面貌帶來最終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一個值得探討的根本性問題是：全球化真的如主流鼓吹者所聲稱，乃勢不可擋的可持續之潮流嗎？

對全球化的樂觀態度，甚或連一些批判者亦不質疑其不可逆轉性的大勢。例如，較重視人文發展的聯合國發展計劃署，在其一九九九年度年報中預期：世界在走進一個打破國界，於經濟、文化、科技與管治等各領域內皆趨向一體化的過程。當中的吊詭只是：全球化步伐雖在急進，但世界面對其帶來的人文後果的回應能力卻在滯後。

「歷史終結」vs「文明衝突」

尤其是在原蘇聯東歐共產主義瓦解、冷戰結束後，樂觀主義者紛紛指出以美國為典範的自由民主主義，經證明為人類現代文明的最終依歸(例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的終結》論)，而全球經濟的趨同化(以世貿為代表)和地域一體化，都像在引證國際市場秩序在征服各國。甚至在公共行政及管治模式上，也在盛行所謂配合“後工業主義”或“後福特主義”時代的新公共管理典範。一時之間，某種集結政治、經濟與行政為一的“民主市場資本主義”，儼然成為全球化的理論和實踐目標。

在現實上，情況卻非如此單向地發展。國際間之衝突、國族主義和民族主義都未隨冷戰結束而淡化；相反地，如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所指出，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包括宗教原教旨主義之冒起)，正成為世界衝突和戰爭的新來源。

尋找非西方的發展模式

另一相關的現象是，“在文明群體之間的政治裡，非西方文明的人民與政府不再甘於淪為歷史的客體，作為西方殖民主義的目標，卻爭取與西方一道成為歷史的驅動者與塑造者”(亨廷頓)。東亞國家領袖如李光耀與馬哈蒂爾所鼓吹的“亞洲價值”論，固然有為其高壓治國作風的辯解目的，但也反映亞洲新進發展國家急欲求別於西方文化、建立一套能植根於本土文化與價值體系的非西方式經濟發展模式的意圖。

而事實上，七八十年代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成就，經被不少國際學者形容為體現另類的“東亞發展典範”，甚至在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之前，“亞洲奇蹟”和“太平洋世紀”已經常掛在主流經濟學界的嘴邊。一些學者(如S. G. Redding)更試圖在東亞新儒家主義文化中，尋找東亞資本主義的文化基礎，一如本世紀初韋伯(Max Webber)把西北歐資本主義與當時的基督教新教文明掛鉤一樣。就算頌揚西方自由民主主義的福山，其後在其《信賴》(Trust, 1995年)一書中，也承認傳統社會價值觀念及文化，可與標誌現代化的民主與市場資本主義共存，而日本等成功東亞資本主義國家乃最佳寫照。

在此世紀交接之刻冒起的全球化論述，其含義不亞於本世紀初的現代化論述。終此一世紀不少亞洲民族、前殖民地及發展中國家均渴望步西方國家後塵，走上以西方文明為標誌的現代化道路。而西方現代化論述既有其現代性(modernity)內涵、也具有合理性(rationality)含義，故表現為一科學化、進步化的單向發展邏輯；一度與此現代化論述試比的，是同樣源自西方的共產主義社會革命論述。後者的失敗是否說明前者經由歷史鑑證為唯一的全球性選擇呢？就此可提出三個問題：

「資本主義」只有一種？

第一，所謂“西方資本主義”是否只有一種？本世紀上半葉波蘭爾(Karl Polanyi)已指出：市場制度乃伴隨著國家行動和行為而產生的東西，並非自然產物。故不同國家的政制、政治和社會文化傳統，會導致不盡相同的市場體系。歐洲思想史學家John Gray在其《虛妄的黎明》(1998年)一書中，也有力地說明，所謂全球性自由市場一說，其實只反映著英美兩國獨特歷史經驗下的單一資本主義類型；法國和意大利等國的資本主義發展經驗就大為不同。既然資本主義和市場皆有其政治和文化植根性，則不可能產生一種全球唯一一種資本主義出來。就算在所謂西方資本主義中，也存在不同的國家類型。

第二，儘管資本主義歷史上源自西方，但會否因其他國家競相仿效趨同，而造就一種普及的全球性趨勢呢？亨廷頓在討論文明間之衝突時，指出其他國家三種不同的面對“世界”趨勢的回應策略：一是不予理會，實行脫離西方主導的世界(在現今可見，北韓是唯一較接近此途的例子)；二是全盤接受西方制度與方式；三是尋求均衡，既要現代化，卻不要西方化。東亞“亞洲價值”論或許代表著第三種回應的思維。

正如Gray所言：“在亞洲文化中，市場制度只屬工具，作為創造財富和凝聚社會的手段，而非予以神學化的終極目標。”若此，則走上西方式市場化道路，絕不必然等於以西方文明為主軸的“全球化”價值、標準和行為能藉以在本土生根；相反地，若然接受文明衝突論，則世界愈是全球化，不同的文明體系在取得經濟成就後，愈會產生相互競爭與磨擦。

最後，是否可存在同樣可達至現代性和合理性的文化殊途呢？如上所分析，既然市場存在文化和社會屬性，則不同的文化傳統理論上可產生同樣具備運作能力的市場來。Redding所論述的《中國人資本主義的精神》(1990年)和福山的東亞傳統文明與現代性可共存互助之說，在在說明“非西方”現代性文明的可能性。推而論之，則亞洲價值內也存在不同的文明。

全球化與本土化雙軌並行

“亞洲價值”可能屬於頗為簡化和主觀性的辯解之詞，但它卻的確在挑戰著那種容易被人們(特別是西方主流言論)視作歷史必由之路的、同樣簡單化的“全球化”典範。後者假設世界走向趨同，故國際化秩序和一體化的經濟及資訊社會，在將來必然成為主導社會變革和管治模式的動力；前者卻重視本土社會價值和文化傳統，認為它們才是最終主宰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或許，正如一些社會學家所接受；全球化(Globalization)與本土化(Localization)是在雙軌並行，構成一個“Glocalization”的面貌。

參考書目：

1.            Fukuyama, F. (1995)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London: Hamish Mamilton.

2.            Gray, J. (1999) False Dawn: The De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 LodonL: Granta Books.

3.            Huntington, S. (1993)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Summer, pp.22-49.

4.            Polanyi, K. (1994) 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 Berlin: de Gruyter.

5.            Uniter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1999) Globalization and Human Development, July. United N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