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本來不準備在這裏說《建國大業》這部電影，可那天聽了曾蔭權    迹近勸告年輕專業人士不要好高騖遠想著要在中環    置業的那番話，想起了電影裏的一些人。

電影是從一九四六年說起的。一天到晚叼著香煙的毛澤東    當時五十三歲，周恩來    四十八歲，毛澤東說他吞下國民黨    百 萬大軍的林彪三十九歲，林彪麾下猛將劉亞樓更小，三十六歲；蔣介石五十九歲，桂系名將白崇禧五十三歲，俞濟時四十二歲。如果追溯到他們參加中共或北伐的年 代，毛澤東在遵義集黨軍大權於一身時是四十二歲，周恩來二十六歲在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林彪當上紅四軍軍長是二十三歲，第一次北伐的蔣介石是三十九 歲。

就是這些三四十歲的人，早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已在大陸逐鹿中原。外國也有這類人，甘迺迪    宣誓成為美國    總統是四十四歲，克林頓    則在四十六歲做總統；奧巴馬    稍大一點，四十八。

連毛澤東都曾經羨慕年輕人的朝氣蓬勃「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很難理解為什麼今天我們這城巿竟是如此歧視年輕人。

曾蔭權公布《施政報告》翌日在電台回應那位女醫生的說話，潛台詞是一種蔑視年輕以及高踞而下的家長心態。易言之，那是「年輕人未捱過鹹苦我食鹽多過你食米咁早就想上位」的反彈，和中環樓價昂貴其實無直接關係，與香港整體樓巿和中原地產    指數更是八竿子打不著。這還未了，隨之而來的是另一段挖苦，「要買樓，搬遠口的」則是貌似苦口婆心實是語帶懲誡的口脗，根本思考是「老子胼手胝足這些年才有這成就」的折射，「你咁快就想搬來中環」。連想想搬到中環也不允許，還要這樣的一盆冷水照頭淋。

這些年，香港不知何故颳起一股把年輕人批駁得一錢不值的論述，從語文的「中英文兩頭唔到岸」，到參加公開試「U級大軍日增，一蟹不如一蟹」，以至於 「這一代沒有競爭力」和「隱蔽一族滿身慵懶的年輕人」，總之是比起現在事業有成的中生代，這一代的年輕人哪怕是大學畢業生都是「同我口地嗰代冇得比」。但 究竟有誰可以把相隔三十年的兩代中英語文能力拿來比較，三十年前能念唐詩三百首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大有人在，但不等於今天沒有學生懂得這些，敢說今天的可 以分析莎翁的詩一洗傳統的拘束，語言富於想像、感情充沛。至於U軍大增也不相等整體年輕人的公開試水平一塌胡塗；所謂沒有競爭力，到底是指什麼競爭力，從 來沒有說清楚。最後是慵懶，如果這是形容今天的年輕人，恐怕提出此說的會因「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撥入慵懶一族，因為許冠傑    早在七十年代就在《搵口野做》裏唱過「從前有個人叫莫大毛，日日攤嚮屋企等米路 ……，嗱嗱聲即刻走去搵口野做，人必須旨意自己創路途…… 」。

香港成就不只一代人努力

香港從遠東漁港變成今天的遠東金融中心，其進程是不只一代人的巨大努力，裏頭有年長的也有年輕的；當我們把視角拉開到以香港為中心放射中國，那是另一個場景﹕清末年間，孫中山    、 尤列、陳少白、楊鶴齡四個弱冠青年，常在中環歌賦街二十四號的楊耀記會面，議論時政，觸及反清逐滿及太平天國遺事鼓吹共和，人稱「四大寇」。一九四一年， 中共在港設立《華商報》，派出喬冠華主持筆政，所撰評論大獲重視，當時的喬只有二十八歲。一九四九年後的香港獨尊經濟摒棄政治，逃避赤禍的商人帶同資金機 器來此落地生根，唯獨帶不了人口南來，戰後蜂湧還鄉的年輕力量遂成為香港從蕞爾小島變成製造業中心的主力，為今天的金融重鎮打下堅實基礎。

必須指出的是，戰後香港的發展進程，人口的流動性並不像今天那樣東奔西走南來北往——中共尚在西方的冷戰圍堵下飽受孤立，港人不存在北上移民就業的 可能；移民海外更是無從說起，去美國的是一年僅二千人配額，而且一定要是直系親屬，兒女超過十八歲又得排另一條隊；勉強來說，最多移民的應是原居民到英國    開餐樓，加拿大    則是因著九七大限出現的政治移民，但都是一九八四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之後的事。在此之前，在啟德機場入閘大門的訣別，最多是負笈海外的同窗相送，鮮見八十年代下半期開始的整整十年政治移民潮。

然而，就在人口流動性極低的年代，香港的年輕人一樣有出頭天，不像今天那樣的處處受擠壓。年輕人在今天的香港被視為「欠缺競爭力」或「中英語文皆 劣」，進而被目為負累社會的群體，這一論述的背景是香港保守意識形態的確立。持有這一看法的論者俱有著相同背景﹕學有所成、經濟條件良好，甚至擁有相當高 的社會地位，他們以經驗主義來論述這一極其複雜的社會現象。何謂欠缺競爭力，何謂中英語文皆劣，這都是他們一己成長過程的經驗折射——以三十年前考上大學 之後在外資企業 F府機關 婺穈]團的青雲路歷程積累，以一疊高可及人的人生和工作經歷與只有大學畢業證書的二十出頭年輕人比對印證。誰都知道這不是金山橙和新會橙的比較，這是橙和 蘋果的比併。

這場不公平的球賽結果是三十比○，三十年精英訓練的經驗大勝剛走出校門的青澀大學生。這場不公平的比賽還有下半場﹕不知何故，除了學科術科被認為比 不上三十年前的先輩，連人生目標也被卡死在不應有夢（aspiration）這一框框內。我不知道那位與曾蔭權對話的女醫生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中環置業夢， 但我完全相信，作為一個念理科出身的專業人士，她必會清晰了解自己在這一刻是買不起動輒七八百萬元的住宅，然而她追求目標的想法卻在曾蔭權「搬遠口的」話 語中徹底粉碎。我猜，這位醫生也許是在瑪麗醫院    上班，有一個離工作地點接近的寓所是合乎邏輯，然而卻被也是住在中環的權貴曲解為好高騖遠。

知識傲慢與階級傲慢結合

香港社會的知識傲慢早就不是新事，但這種形式的傲慢近年變本加厲與階級傲慢結合，成為這個七百萬人城巿的主流思想——一種處處以三十年前精英的人生 經歷為主體、以精英三十年後今天的社會及人生成就為配搭的價值觀，成為一堵不可企及的高牆。這堵厚牆包含的不是一般社會或經濟價值，它是中間偏右的意識形 態，在一些爭論中，這種價值往往走在前面走在中間：從對中文大學英語化的爭論中，我們看到了代表這種傲慢的恫嚇；在本土化的幾場爭論和抗爭中，也處處見到 這些精英價值的身影。

對今天的年輕一輩而言，他們的原罪是時光不可能回撥到六十年代的四日供水四小時，也不會重回七十年代的貪污處處，今天香港巿民不虞食水斷缺不愁警員 攤大手板收黑錢，這都是社會進步的結果，是一代接一代香港巿民以犧牲換來對社會的集體救贖，不是哪一代人的功勞。明乎此，也更應該知道，今天的年輕一代生 下來就有彩色電視可以看，這不是他們光是挑彩色不看黑白更不是他們企圖繞過某些必須過程，因為早在他們呱呱墮地之前，這個世界上就只有彩色電視。

P S

剛烈與溫柔

阿根廷    一球險勝烏拉圭出線世界盃    完場笛子長鳴，我打開徹夜拉上的厚重窗幔，一絲陽光從窗外直照入屋，一夜之間彷彿天地翻覆，難以相信阿根廷終於從薄冰上走了過來。

球迷對阿根廷是愛恨交加的。恨它的說它偷呃拐騙恨得馬上要它死，愛它的為它挺身說項愛得一生追隨。我是願意光榮並孤獨扛著藍白兩色阿根廷大旗的。這不因為別的，更不是跟紅頂白因著是美斯    的緣故，這要從一九九○年世界盃阿根廷對巴西    的一場比賽說起。

比賽是爭奪八強的惡戰，我當時在紐約    ，好不容易在Astoria區找到一家西班牙    裔小酒吧看轉播。比賽之前我是一腳踏兩船，半顆心給了阿根廷的同時半顆心留給英格蘭    。那天本來對阿根廷不存厚望，馬勒當拿    射入致勝一球也不見得特別欣喜。

命中注定的一刻是在比賽結束後來到﹕阿根廷球員沒有發瘋似的擁抱狂奔——他們是列隊站在場邊，一個接一個與巴西隊員雙手緊握，真誠送別這一支世界最優秀球隊。這是我這些年因著是阿根廷擁躉飽遭冷嘲熱諷嘗盡白眼依然無怨無悔的觸媒。

文 安 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