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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S今天在信報讀到這篇文章.
上一代的知識分子們反省他們的"只做,不說".但我們這一代的知識分子(唔係做學術研究的先叫知識分子,讀過下書的其實都已經是....)卻是連說也不說了.....
回應賴生在另一條thread所講的,到底"我地"有幾多人呢???
只做，不說
我的一名博士學生，抗戰多年，最近成功過關，五百頁的論文，第一頁鳴謝老師，讚我人品好、牌品好，並經常以「只做，不說」的方式，示範了女性主義的真締。讀後，我臉紅，同時忐忑。
只做，不說，好嗎？我經常對學生說，人生有兩面，但其實對某些事情，我立場堅定，並願意四出廣播，爭抝到底（例如新奇士橙和香港流行音樂都是新不如舊）。
但 在另一些事情上，我迂迴、低調、欲言、又止，我是不是一個女性主義者？我不敢說。我只知道最近一次掃除，我送出黑膠，也丟掉（過千）書本，今天書架上堅持 留下的書，大部分以「Ｆ」字行頭。過去二十年，我一直跟一個有「Ｆ」字的民間組織過從甚密，經常深宵開會，密謀如何恐嚇高官，勸服市民，一起出力令女人和 男人的人生新好過舊。
但我不敢說。這種敢做、不敢說的狀態，並不好受。過去幾星期，我跟馬傑偉替一份知識分子報章搞了一系列有關「公共知識 分子」的專訪，知道這份難受，非我獨享，我們問：「你是不是公共知識分子？」他們答：「我不敢說」、「我恐怕不是」、「我……其實……其實……我我 我……」。反應最劇烈的，是馬傑偉自己：「我抗拒這個稱呼，我不要高高在上、指指點點。」在香港，知識分子一直是四字成語，「公共知識分子」，大言不慚： 雙倍「樣衰」「樣衰」。
但我忐忑。這班朋友，每天運用知識，介入社會，對應民心，希望公共生活明天更加好。但他們只做，不敢說。環顧香港，因怕「樣衰」不敢多說的，還有同志、釋囚、共產黨員、性工作者、會考零分部隊和女性主義者，他們逃避陽光，在大傘背後，或默默耕耘，或扮鬼扮馬，只做，不說。
我和大家，一起失語，感覺難受。
圖：謝至德 文：梁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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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amx似乎實踐了「只做
Klamx似乎實踐了「只做不說」……
轉貼一篇「當紅」思想家Zizek的文章：「咪齋做，要講！」(轉自獨立媒體)
文：Slavoj Žižek
譯：阿野、朱凱迪
正如一位局內人所說，今天這場金融災難令人最震驚之處，是「根本無人知麼辦」。究其原因，「期望」是遊戲的一部份：市場如何回應入市行為，並不視乎賓架等人是否睇好入市行為；更重要的是，他們如何預期其他人是否睇好入市行為。凱恩斯就把股票市場類比為要在云云美女相片中，找到最漂亮的幾位妞兒：「這並非透過最佳的洞察力挑出真正最漂亮那位，也不是凡夫俗子認為真正漂亮那位。我們面對的層次是，如何把握一般人所認為的一般審美標準」。我們都被逼在沒有知識的情況下做決定，或如尊格雷所言：我們看似自由地過著被逼的生活。
史迪格列茲﹝Joseph Stiglitz﹞最近已指出，政客總不能無動於衷，哪怕經濟學家已取得共識，森保爾的救市方案行不通——只好求神拜佛，希望由特殊利益、迷途經濟學及右翼意識形態的共識泡製出來的怪胎能草擬出某些救援方案，或期望這些方案的失效不會變成另一場災難。他正確的指出，市場運作實質上建基於信心（甚至是對其他人信心的信心）。市場如何回應政府的救市方案，並不建基於方案會帶來甚麼後果，而是建基於市場認為方案是否有效。救市方案可能在經濟上根本一無是處，但也可能運行無阻。
金融海嘯剛發生時，喬治布殊發表的演說，與九一一後他發表的不遑多樣。他一再強調美式生活所受到的威脅，和快速果敢地採取行動消除此等威脅的必要性。一而再，他以拯救某些美國式價值為名，而倡議把這些美式價值暫時擱置（如保障個人自由及市場資本主義）。
面對一場我們如此無能為力的災難，流行的說法是，「別光說不做」！最近，我們可能卻是已經做得太多了。或者我們應該退後一步，想清楚，然後說些要說的話。不錯，我們有時會不停談論工作，而不是把工作完成——但也有時候，不斷做做做是阻止思考及討論的手段。最近的一個例子，是迅雷不及掩耳的豪擲七千億元來救市，而不是反思這場災難究竟為何發生。(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