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

原文："on Conviction" by Christian Chan
繙譯：旻星
校對：Christian, laiyung

星期日晚，我那寂寞室友邀請我去唐人街來解解鄉愁。晚餐過後，由於時間還早，我們決定步過雪地，去最近的影院看奧斯卡提名影片「敵對同謀」(Michael Clayton)。儘管劇情精彩，演技出色，這部電影未算優秀，仍未能走出典型荷里活電影的公式。然而影片所傳達的某些信息確值得再三思索。雖非此片的焦點──但我們發現在繁華迷人的美國社會背後有其骸人之處。「敵對同謀」重申了這個主題：人類的生命和尊嚴無非別人利益之犧牲品。

電影母題並不創新；任何普通電影觀衆都能講出一大串同類風格的電影。佐治古尼(George Clooney)前作「油激暗戰」也許更爲出色。「追魂交易」(Devil’s Advocate)和「糖衣陷阱」(The Firm)是更經典的兩個例子。這類荷里活製作自有其可取之處：此類故事能揭示某些專業背後的黑暗現實，儘管這些工作看似中立，甚至惹人羡慕。
這些影片值得嘉獎也是因爲它們引起了人們對於社會權力擁有者的懷疑和注意，而這在現今世界是十分必要的。這些影片比米高摩亞(Michael Moore)的紀錄片(例如「華氏911」)更中立，觀眾面廣，且戲劇的虛構情節能引起人們討論。然而，這類認識也有可能導致一種「習慣」── 一種 「麻木」。

也就是說，雖然這些電影會引起人們嚴肅思考並鼓勵我們産生疑問，太多相同的「討論」 會引導人們僅僅視其為「只是一齣戲」，純粹娛樂。老實說，誰能夠讓自己背負上這麽多？要接受這是一個混亂的世界的現實已經很困難。更爲艱難的是，要接受一個人自身的角色與責任。最終，我們可能這麽想：哦，既然這個世界，人性如此灰暗，我也做不了什麽去帶來改變。所以不如不做。另外一種可能，「哦，這樣的情形多可怕……現在讓我們決定下一部看甚麽」。好的電影改變人們的生活；太多這樣的好電影卻反而無法帶來甚麼改變。

我假定許多行動者(activists)及熱心市民也持同樣觀點。對於世界上發生的事，我們知道得越來越多。對於全球每天發生的悲劇我們也知道得越來越多。不久以前，我們聽說在達爾福爾有種族大屠殺，人們稱其爲「下一個盧旺達」。今天，肯尼亞(肯雅)也在發生著同樣令人震驚的事。我們難道不能打賭說將會有另外一個接一個的肯尼亞？若真是如此，那些有心的人又怎麽能夠全心全意在同一時間關注這麽多呢？如何讓一個香港積極分子來武裝自己、教育自己，帶著信念之心去對抗可怕的人間悲劇呢？若沒有信念，任何行動又怎麽可能成功且有意義呢。事到如今，行動主義(activism)是否只是娛樂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正如我們輕易地從一個影院到另一個去觀賞不同描述重大事件的電影。我們的思維是否也從一個公義社會問題跳躍到另一個問題呢？這對那些受苦受難，甚至殉難的人們公平麽？

我不敢對此事提供如何建議或看法，因爲我發現自己在剛剛看完一部電影後也陷入了新的掙扎（看看這個專欄的不同的議題吧）。但我能這麽假設：一個人必須對其選擇去爭取的事情意識為其信念──以忠於此而行，或僅隨之而行。

信念是一種深層信，發自內心，甚繫於個人。作爲一個香港人，我怎麽能強烈地感覺到肯尼亞的悲劇呢？我可真委信於此？非不可能，但諸如巴拉克．奧巴馬者，爲那個深受內戰之苦的非洲國家說話時，當更擲地有聲，非因爲他有望成為美國總統，乃因他的血源就在肯尼亞。

信念是一種龐然之想，是我們每個人就「自身為誰」的體現。信念連繫於我們的歷史、個性、文化、靈感和信仰。當然，我們可以不時改變想法，但我堅信沒有甚麽可以奪走我們內心那種微妙的情感。即使世界說，我們做錯了，信念還是會支援著我們；當我們走入歧途，它在我們耳邊低聲細語。

我們生活在一個後現代世界，充斥太多後現代的可能性，卻實是焦慮不安的表現。小說《一九八四》在六十年前能成就的，今天沒有電影作品能達成──不論這電影多麼出色──僅僅因爲此類創作實已太多。同樣，我們也目睹世界各地太多「六四」般的慘劇；因此，我們必須更積極地培育自己的心志，讓自己也能夠深入到自我信念的境界，這能讓我們感知該如何行動，有效地行動，爲更美好的世界而奮鬥。信念不是一種負擔，而是達到目標、實現生活意義和成長的動力。

January 27, 2008
Cambridge, MA, U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