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民族的靈魂

(節錄自《新領袖DNA》 突破出版社)

進入健三郎世界之初，只覺一片陌生。往後發現他很有個人感悟，有睿智，對人充滿希望。

大江健三郎在 1994 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繼 1968 年川端康成之後第二位日本作家獎。健三郎的作品有《個人的體驗》、《廣島札記》、《萬延元年的足球隊》和《死者的奢華》等。

健三郎在瑞典頒獎禮致辭時，提及自小就受瑞典小說《尼爾斯歷險記》所影響。長大後因法國及外國文學的啟迪，重新閱讀日本文學經典《源氏物語》。接觸健三郎，我驚訝於他對西方文學的熱誠，以及同時對日本民族的認同。如果說文化的靈魂藏在民族的文學之中，健三郎就懷著了民族的靈魂。

為甚麼健三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至少有三方面值得肯定。

第一，健三郎自稱他的小說是寫給日本人看的，有極深厚的民族感情，但他所觸及的題材（如殘疾弱智者和原爆凌復者）卻具有普世意義，能引起其他國家者的共嗚。

第二，健三郎的文學一方面能表現日本人的內心情懷（川端康成讚揚他的用語），同時又應用了現代文學的理念與技巧。這與他深受法國文學影響及人文思想的培育有關。

日本人一方面對傳統尊重、執著，另一方面也欣賞、接納外地文化，讓看似衝突的本國與外國文化融和並存。

第三，健三郎作品反映邊緣文化與主流文化的互相衝擊。他出生的愛媛縣喜多郡大瀨村，與東京城市文化不同。《廣島札記》捕捉了原爆生還者的掙扎與沈默。他們不想成為反戰的工具或募捐的籌碼，反而希望有尊嚴地活著或離世，不要被原子彈後遺症掩蓋，要爭取個人生命空間。健三郎能夠面對人類的殘酷與死亡，同時把廣島的集體悲劇與弱智兒子的個人遭遇連結，從社會和個人兩個層面去看生命的脆弱與可貴，以及生命與死亡的相爭，又從廣島生還者的個人勇氣中汲取對生命的希望。

我相信健三郎不會像其他的日本名作家那樣自殺──從前的介川龍之介吃安眠藥，川端康成吸煤氣，三島由紀夫剖腹……這些作家經歷了日本社會的大變遷，在孤獨與文學的衝擊下寫作，卻在絕望中選擇中止生命。我很欣賞大江健三郎對生命的態度，他雖然經歷種種挫折，目睹許多人為了爭取尊嚴而自殺，仍然看見生命的生機。

承傳文化，不單要進入民族的心靈，也要反省和回應身處的時代。而且，往往在多接觸別國文化之後，對自身的文化有更深的反思，這也許是日本多位文學作家的心路歷程。

川端康成的創作是由個人的孤獨感開始的，如《十六歲的日記》、《精通葬禮的人》。後來接觸社會的層面闊了，寫了《伊豆舞孃》、《招魂節一景》和《雪國》。他在二次大戰後日本重建時寫了《名人》和《古都》、《千羽鶴》和《山音》，都表現內心的痛苦，也表現了日本失去身分的痛苦。

介川龍之介寫《羅生門》、《地獄變》、《鼻》與《齒輪》，三島由紀夫寫《金閣寺》和《蘭陵王》，都捕捉了日本幾個大時代的轉折期，人民生活的矛盾和失據，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爭持。

廿一世紀是由多元化交織而成的，能夠深入明白和體會別國文化，又能對自身文化反省的，才可以成為融合文化的領袖。對於我這個文學素質不高的人來說，看電影是另一途徑，看黑澤明的《亂》、宮奇駿的《夢幻街少女》、岩井俊二的《燕尾蝶》，也能捕捉日本社會變遷中的面貌。

香港土生土長一代苔要成為廿一世紀的領袖，也要在文化上有所承傳，多接觸中外文學，並從中多反省。